早期颁布信息公开立法的国家，都是相对比较成熟的民主国家，如芬兰、丹麦、挪威、澳大利亚、加拿大等。

无论是建设项目的审批与核准，还是土地征收的审批与实施，都是在行政权力主导下完成的，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介人的程度非常低。这也使得对项目风险的控制必须依赖中央政府——即便这一控制可能是低效率的。

二是分批次征地申请得到批准。所以，分批次征地的两审批权力功能，主要是体现为对土地用途的宏观管理，而非对基层政府行为的微观规制。然而，在2012年5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了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的申请。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对分批次征地申请的审批是一种形式意义的审查，而地方政府却因为分批次征地获得了极大的供地权。[11]而湛江钢铁基地工程建设用地征收直到2014年底才获得国务院的正式批准。

[29]参见房绍坤：《公益征收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6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主导分批次征地纵向权力配置的实际上是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的审批权和征地决定作出后的供地权。[17] 没有关联性的手段当然不会产生目的所欲达到的效果，有关联性的手段也不一定会取得很好的效果。

[5]刘权：《目的正当性与比例原则的重构》,《中国法学》2014年第4期。对主观适当性和客观适当性认识的分歧，源于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2]卢群星：《论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标准：适当性原则的展开与应用》,《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实际上，将手段的适当性确定为客观适当性，不但不会侵犯民主，反而还会促进民主，因为客观适当性的确立有利于立法者对自己先前的立法预测进行反思，发现民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有利于改善民主质量。

[1]金振娅：《两部委通报：未发现康泰乙肝疫苗存在质量问题》,《光明日报》2014年1月4日，第4版。那么，适当性原则的规范内涵究竟是什么？当前的适当性原则审查存在什么样的司法困境？为什么要确立客观适当性原则？如何有效判断手段的客观适当性？笔者于本文中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尝试性探索。

从肯定的角度来说，适当性原则要求手段与目的之间具有实质关联性。因而，主观性的适当性是事前（ex ante）的适当性，客观适当性是事后（ex post）适当性。另外，明显不当性审查和可支持性审查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它们都要求立法者、行政者通过各种程序尽可能地获取现有的知识来源，所以实际上都是一种程序审查，而且在进行可支持性审查时，当然也要进行明显不当性审查。在法庭上，立法者、行政者承担举证责任，向法庭提交手段实施的评估结果，提供证据证明手段与目的是否有关联性，争讼的另一方当事人也可以提出证据反驳手段与目的间存有关联性。

一项手段可能在法规范制定当时被预测为是适当的，但由于事实预测的不确定性，事后的法规范实施效果证明这种手段是不适当的，如果只是审查事前的主观适当性，那么就无法否定在客观上被证明为不适当的手段，此时就会出现这样的糟糕情形：手段在客观上不适当，在诉讼当时当事人的权利也受到了不当侵犯，但得不到保护，因为依据主观适当性，这种事后的不适当性不能否定法规范制定当时被预测为是适当的手段。强烈的内容审查是对事实预测最严格的审查。2014年1月3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和国家卫生计生委通报，未发现康泰公司乙肝疫苗存在质量问题。适当性原则可以按合法性与合理性两个维度展开。

在判决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经常以客观不适当（objective ungeeignet）、全然不适当（schlechthin ungeeignet）、基本不适当（grunds?tzlich ungeeignet）[14]等称谓从否定角度来表述适当性原则。[22]因而立法者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证据，推论出废除刑罚而实行咨询的手段会比实行刑罚能更有效地防止堕胎，这种预测就不会得到允许。

持该说的研究者认为，狭义的适当性原则，仅仅是指比例原则的一个子原则，它是指公权力行为的手段必须具有适当性，能够促进所追求的目的的实现。（二）对主观适当性的三重审查强度及其缺陷 明显不当性审查是对事实预测最低限度的审查，它要求对事实预测不能存在明显的错误。

因为手段的关联性大小实际上是手段的有效性大小问题，而手段有效性大小实际是手段所能促进的公共利益大小的问题。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针对放鹰捕猎者的射击考试和立法者所意图的恰当从事这些活动的目的之间没有关联性，因而不成比例地限制了公民依据德国《基本法》第2条第1款所保障的个性自由发展权，所以违宪无效。由于不是对手段的客观实际效果的事后判断，而是立法者、行政者对手段可能效果的事前主观预测，法官在审查这种主观适当性时，经常面临司法困境。四、客观适当性原则的确立 由上分析可知，对手段进行主观适当性审查存在困境。法院选择审查手段的主观适当性还是审查手段的客观适当性，会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这些问题都是对事实预测审查所产生的，如果法官不对事前的事实预测进行审查，而对事后的事实效果进行审查，也就是对手段的客观适当性而非主观适当性进行审查，就能在某种程度上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如果立法者的事实预测缺乏相应的程序，没有可支持性的证据，那么这种预测结果就可能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宪法对立法者的约束不仅局限于颁布法律的那一刻，立法者必须始终保持法律的合宪性。

根据这一审查强度，法院应当对事实预测进行全面深入的审查，如果立法者没有相当可靠的证据，立法者的事实预测就会被否定。例如，有学者认为，适当性原则主要由适用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比例原则三部分组成。

[16]手段只要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目的实现，也是符合适当性原则的。（一）主观适当性判断：事实预测 因为是事前的主观预测，所以对手段效果的事实判断可能与客观真实不相符合。

换言之，法官审查的是手段的主观适当性，而不是手段的客观适当性。换言之，只有既合法又合理，才算适当。关键词:  适当性原则 事实预测 德国法 宪法法院 人权 一、问题的提出 让我们先来看一则真实的事例，2013年12月6日，湖南省衡山县1个月大的婴儿疑似接种乙肝疫苗后死亡。对于行政者的具体行为来说，手段的客观适当性判断实际上是手段的事后的客观效果的判断。

（一）客观适当性原则的价值 确立客观适当性原则，即以手段实施后的客观效果来评价手段是否适当，有以下几方面的价值。至于手段与目的之间关联性的大小，也就是手段对目的的促进程度，则不是适当性原则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属于狭义比例原则所要解决的问题

显然，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布隆奇利理论中的法治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国家除非基于法律的规定，不能对其臣民要求做出什么行为，也不能科以某种限制-这就是法治国家的特色，[19] 而宪法的含义就在于对专制权力的限制。

这种见地，对应了他们将俾斯麦所建设的帝国在其基础上加以无条件肯定的信念。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便产生了立宪主义的主题变奏曲：与其彻底实现实质的自由与正义，更重要的倒不如是维护形式意义上宪法秩序的安定性。

思想和现实的长久铺垫已经完成，拉班德时代的宪法学终于应运而生。但拉班德通过法律实证主义宪法学的方法，只看到了法的概念形式。有关施塔尔的国家理论，另可参见该书第15－17页。[6] 而拉班德正是这个19世纪德国实证主义宪法学的一位大师级人物。

但布隆奇利的学说并非那么单纯。随便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之所以这样说，也并不完全是以现代立宪主义的观念以及准则体系去要求近代历史上的拉班德，事实上，在他同时代的西方，也已经产生了即使立法也不能肆意侵犯基本权利的那种自由主义观念。

但拉班德并不以议会主义的立宪体制为前提，而是以官僚制的立宪体制为依归。在思想史上，这至少可追溯到18世纪末。

所以，拉班德的宪法学也被称之为政治的回避理论。当然，另一方面也应承认，如果没有公法实证主义传统的铺垫和沿承所形成的配合作用，施密特的理论也许只能是纸上谈兵，而无法得到法律观念和技术上的有力支撑。